决定一生的99个简单法则,全面开发心智

  杜利奥定理

  1984年7月,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上海戏剧学院理论专修班录取,而且是4O名幸运儿中的惟一女生。手捧录取通知书,我不禁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考上了专业对口的名牌大学,可以受教于我景仰已久的余秋雨老师当时,余秋雨在专业圈外还并无名气,我对他的好感完全来自于他在戏剧理论专著中表现出的独到眼光和开放心态:忧的是如果我到上海去读书,婷儿怎么办?

  我还见识过一位老师,对于班里不听话的孩子,不打也不骂,就是下课不让玩,叫到办公室写作业。孩子的顽劣倒是治好了,但经她这样治理的孩子,基本上都永远不再爱学习了。

  两个人从牢中的铁窗望出去,一个看到泥上,一个却看到了星星。

  婷儿表现得好,还跟我的“奖励政策”有很大关系从她回成都起,我总是把她最想要的东西拿来做“奖品”,要求她用好的行为来换取。在整党期间,我给她设的奖就是:“只要妈妈开会的时候你表现得乖,晚上妈妈就给你念书录故事。”为了领到“听故事奖”,婷儿已经自然而然地开始学习自我克制。

  还有更惨痛的例子。2007年4月25日,广东增城市某中学一名初一的学生,因为英语考试时说话,被老师罚抄单词,从第一课到第十四课,每个单词罚抄10遍。这个孩子当晚自杀。

  没有什么比失去热忱更使人觉得垂垂老矣。

  但是我想,父母双全并不是“良好的家庭气氛”的必要条件,有时候还是不利因素,尤其是当大人吵架和对子女教育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说,单亲家庭也有单亲家庭的好处不会与其他的教子方法产生矛盾。只要我能预防家庭残缺对孩子成长的不利影响,坚定不移地在婷儿身上实践早期教育的理论,应该可以把婷儿培养成素质优秀、人格健全、有能力创建幸福生活的人。

  我听到很多家长抱怨孩子不好好写作业,就把这种“惩罚你,不让你写作业”的思想讲给他们。其中一些家长一听就摇头,说:我的孩子,你要罚他不写作业,他高兴死了,哪里会再抢过本来,他根本不怕第二天老师批评。

  塞尔玛一再读这封信,觉得非常惭愧。她决定要在沙漠中找到星星。

  骑过公告牌之后,婷儿问我:“成都为什么有这么多车祸?是不是有些人不怕车祸?”我告诉婷儿,车祸是人人都怕的,就像人人都害怕得癌症一样,但是很多人都有侥幸心理,总是自欺欺人地认为“厄运不会降临在我的头上”。于是,尽管谁都喜欢健康和安全,却总是有人不幸地成为车祸、犯罪和病魔的牺牲品。

  我故意激她,“可写整齐不如写得乱轻松啊。你看,写得乱些只要拿根笔随便往本子上划拉就行,写得整齐却需要认认真真地,把每一笔每个字每一行都写好。我看还是写得差些轻松。”圆圆想一下说:“不对,一样轻松!因为,因为……”

  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曾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当时的主编李累老师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好领导,为了方便我照顾婷儿睡午觉,他特意把每天下午的会议安排在我家客厅。这样一来,婷儿可以睡到下午3点才起床,起床后可以很方便地喝水吃水果,还可以带着耳机用录音机放放事听那时候,老办公室里还没有电源插座呢。

  这样的例子太多太普遍了,惩罚手法之多之重,简直是触目惊心。

  二、掌握方法: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时,大人主要教给婷儿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少帮她做,如开保险锁、玩拼板游戏、拧毛巾、穿衣服扣扣子、拿东西、开关录音机,并强调方法的重要。这样有助于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听她这样说,态度也和缓些,让她先不要抢作业,要和她坐下谈谈。

  沙漠没有改变,印第安人也没有改变。是什么使塞尔玛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呢?是她的心态,是她对生活的一种热情。重燃的生活热情使她把原先认为恶劣的情况变为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冒险。她为发现新世界而兴奋不已,并为此写了一本书,以《快乐的城堡》为书名出版了。她从自己造的牢房里看出去,终于看到了星星。

  7月2日看《月琴与小老虎》,婷儿很动感情。她的反应很强烈,而且很准确,很正确。不仅表现在对角色的爱憎上,而且表现在对角色心理和处境的体验、理解上。最突出的是:小主人公拉嘎落进财主的陷阱后,再三催促他的朋友小老虎离开这危险的地方。小老虎不肯丢下朋友逃命,怎么也不肯走。这时候,台下的小朋友都在帮拉嘎催小老虎走。好多孩子都喊出声来:“快走啊!小老虎!”婷儿却对我说:“妈妈,小老虎不能走。”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拉嘎还在陷阱里呢,小老虎要保护朋友,怎么能走呢?”我很高兴她理解了这个戏剧情境中更深一层的含义:友谊比生命更宝贵。这一点,许多小观众他们大都是小学生,都没有领悟到。

  我又说:“宝贝肯定从明天就会认真写作业,才不会傻乎乎地乱写,弄得自己不高兴呢,是不是?”圆圆肯定地点点头说就是。

  塞尔玛陪伴丈夫驻扎在一个沙漠的陆军基地里。丈夫奉命到沙漠里去演习,她一个人留在陆军的小铁皮房子里,天气热得受不了–在仙人掌的阴影下也有华氏125度。她没有人可谈天–身边只有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而他们不会说英语。她非常难过,于是就写信给父母,说要丢开一切回家去。她父亲的回信只有两行,这两行信却永远留在她心中,完全改变了她的生活:

  就这样,我错过了和余秋雨老师的师生缘。半年后余秋雨老师路过成都,想见见我,但不知为什么答应通知我的那位女剧作家没有通知我。两年后,余秋雨老师来信希望我考他的研究生,我自知英语过不了关,只能回信说“谢谢你”。

  北京某所小学,要求孩子作业本不许有一个错字,如果出现一个错别字,不仅这一个字要写一百遍,整个这一页内容都要重写一次。这种“株连法”使孩子们在写作业时提心吊胆,生怕写错一个字,他们早已忘了为什么要写作业,他们只是在为“不出错”写作业。孩子们刚刚开始进入学习的征途,就已经开始迷失学习的方向了。

  向来成功的背后,必是不能自主的挫折,这些对于罗尔夫·斯克尼迪尔亦复如斯,因为他永远踩着比别人更不屈不挠的步伐,失败、跌倒对他来说,只是寻常小事。也正因为如此,罗尔夫·斯克尼迪尔说:“我是‘失败’的头号敌人,因为我从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件事情与机会,所以也绝不会被失败打倒。”

  1999年底我在《特区青年报》上看到,有一位与婷儿同龄的“神童”,14岁时被南开大学数学基地班在黑龙江免试录取,3年后,却被学校“勒令退学”。不是他不够聪明,而是他从大学一年级到三年级都不肯好好学习,经常逃学去打游戏机或看武侠小说,以至重要的专业课多次考试不及格,加上过去的成功使他养成一种极其自负的性格,很难听进别人的规劝,直到1998年底哥哥领他回老家后,他才突然意识到:18岁的他不能上学就得扛着镢头跟父兄一起去种田了!这时他才懂得了求学和求生的关系,也才自觉地开始发奋努力,半年后又重新考上了南开大学。

  反过来可以推导出,想让一个人喜欢和珍惜什么,就不要在这方面给得太多太满,更不能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或惩罚手段,强行要求他接受,而是要适当地剥夺,让他通过危机感和不满足感,产生珍惜感。同时最最重要的是让他在行事过程中伴有愉快感、成就感和自尊感——这无论在学习还是其它事情上,都是普遍适用的。

  曾操盘过蜂星电讯100亿资本的女杰李艳,在2003年4月加盟索尼爱立信移动通信产品(中国)有限公司,担任分销管理副总裁。当时,正是整个业界对索尼爱立信质疑最深的时候。这个由两个巨头组成的公司,在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低谷里徘徊。在进入索尼爱立信之后,李艳遇到了平生最大的挑战。就任之后,李艳对原有的索尼爱立信渠道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984年9月,婷儿进了教学示范幼儿园,为了给她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也为了不用继续请保姆了,我买了一样新玩具表示庆祝。

  ●想让一个人喜欢和珍惜什么,就不要在这方面给得太多太满,更不能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或惩罚手段,强行要求他接受,而是要适当地剥夺,让他通过危机感和不满足感,产生珍惜感。

  面对挫折和失败,你需要重整旗鼓,乱中求变。在变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变有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但成功就在你最后坚持的时候。你已在怀疑自己的方法对不对的时候,已没有信心的时候,曙光就出现了。真的,坚持到最后一刻,成功就在向你招手了。

  所谓“情商”指的是:良好的道德情操、乐观幽默的品性、面对并克服困难的勇气、自我激励、持之以恒的韧性、关心他人的善良、善于与人相处、把握自己和他人情感的能力等等。简而言之,它是人的情感和社会技能,是智力因素以外的一切内容。情商高可以使智力平平的孩子最终创建辉煌的人生,情商低也可以使智力超常的孩子变成一个平庸的人。

  孩子天生不反感写作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之所以后来变得不爱写作业,是因为在上学的过程中,尤其是小学阶段,写作业的胃口被一些事情弄坏了。被罚写作业,就是弄坏胃口最有效的一招。正如“满汉全席”人人爱吃,但如果我们这样对待一个人,让他天天吃满汉全席,而且规定他必须顿顿吃够多少,少吃一口就罚多吃一百口——这样做上一段时间试试看,这个人以后再见到吃的不吐才怪呢。

  点评:精神状态不佳,一切都将处于不佳状态。

  对我来说,放弃培养“神童”的计划,只是放弃提前学习小学功课而已,并不等于放弃家庭早期教育。相反,我正是要把追求学业进度的时间和精力,继续用于婷儿的全面发展。

  圆圆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次写作业非常不认真,字写得歪歪扭扭,极不像话。她爸爸在无意中瞥了一眼,吃惊她怎么把作业写成这个样子,批评她是在敷衍了事,希望她重写。圆圆不服气,不讲理地嚷嚷,态度很不好。这激怒了她爸爸。他粗暴地一下把圆圆已写了几行的一页作业撕掉,要求她重写。圆圆大哭,一边哭一边开始重写,因为她知道作业不写是不行的。过一小会儿,她爸爸又去看,发现她写得比前一次更差了,好像故意要和他作对似的。他就又批评她,圆圆在情绪上表现得更对抗了。她爸爸十分生气,就又一把撕掉这一页,要求她必须认认真真地写,否则就不行。圆圆又哭起来,扔了笔,赌气说她不写了。爸爸看时间已晚,有些着急,就给她讲道理,说这么晚了,明天还要上学,你只要认认真真地写,一次就写好了,就不用耽误这么多时间了。圆圆才不理会他的这些大道理,就是不写。

  提出者:美国自然科学家、作家杜利奥

  可我从婷儿的反常表现中意识到,这个幼儿园大概就是那种“单纯保育化、照看化”的老式幼儿园,孩子在这种地方学不到什么东西,纯粹是浪费时间。不像同事给我联系的第三幼儿园,实行的是开放式教学教育,各种智力玩具都在几块大门板上堆着,小朋友想玩就玩,玩过了把玩具放回原处就行了。

  杜威说“一切需要和欲望都含有缺乏”。让我们记住这句话,并认真琢磨。

  在2003年,索尼爱立信终于推出了T618、P802这样带有索尼爱立信基因的、时尚精制的产品。改良后的渠道体系,与精美的产品相结合,让索尼爱立信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我们的话题就从“你认识这些花吗”开始了、有些花婷儿从书上见过,就兴奋地对号入座,有些花婷儿没见过,就请我告诉她。我们先确认了这些花的名称,然后再比较花的颜色和形状。在比较形状的时候,我顺便就把花的构造讲给婷儿听,婷儿自然而然地就使用起“雄蕊、雌德、萼片”等专用名词,而且实实在在地懂得了它们的含义。在教婷儿认识紫云英的时候,我顺便讲到了“绿肥”和“化肥”,并把正在田间施肥的农民指给婷儿看,当然,在婷儿惊呼“好臭”的时候,正好讲讲“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的道理….

  弗洛姆还说,“运用破坏性的手段也有其自身的结果,即实际上改变了目的。尽管目的仍然在观念中存在。”

  “一个人如果缺乏热情,那是不可能有所建树的。”作家拉尔夫·爱默生说,“热情像浆糊一样,可让你在艰难困苦的场合里紧紧地粘在这里,坚持到底。它是在别人说你‘不行’时,发自内心的有力声音–‘我行’。”麦当劳的老板克罗克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是在15岁被别人骂的时候,才知道父母离婚的真相,冲击就要大得多!还是让婷儿像我一样,在弄不清“离婚到底是什么”的年龄,就知道父母离婚这个事实吧,就像知道太阳和月亮东升西落一样。

  我又问她,“是不是好好写作业就非常累,不好好写就很轻松?”她摇摇头说不是。我想想,实事求是对她说:“认真写和不认真写可能有一点差别,写得好需要多用一点心,是不是?”她说是,这时神情开朗了一些。

  此后,李艳将索尼爱立信的销售大区进行了重组,由原来分为中、南、西、北四个大区,转化为现在的南、中、北三个区,并将各大区和分销商的责任义务进一步明确。在终端奖励和促销上也由此更有所加强,昔日代理商抱怨的渠道管理不善,“人人管事等于没人管事”的局面就此结束。

  因为“血缘爱”是盲目的、朴素的爱,以满足亲人心理需要为主,主要设法满足孩子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是所谓“水往低处流”的“单向”的爱。高尔基曾批评说:“这是连母鸡都会的。”在教育学家眼里,这种低级的“血缘爱”只有升级为“教育爱”(即有育儿成才的理想、目标和信念;讲究爱子的态度、原则和方法;在满足孩子必要的物质生活的同时,特别注重丰富孩子精神生活和情趣;建立民主的、相互关心的“双向”爱的关系等),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在任何具体教育细节上,家长一定要考虑目标与手段的统一问题。把作业当刑具使用,还是当奖品使用,这不是个小区别,它是分水岭,决定了你是在走向目的,还是走向目的的反面。

  在产品划分上,以前的手机厂商往往按照颜色给分销商划分,而这一次李艳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分析两家总代在不同区域的实力强弱而赋予其不同地区的总代权。

  如果把孩子寄放在成都,我自己走上海,那也是一种自私的选择。我到上海考试的那20天婷儿在私人幼儿园已经遭了不少罪,不良后果好不容易才消除掉,我可不敢重蹈覆辙。

  特别提示

  罗尔夫·斯克尼迪尔是享誉全球的制表集团(UlyssNardin)公司的总裁。当人们问及其从事制造高精密度手表多年中最自恃的理念是什么时,他回答道:“永不低头,做‘失败’的头号敌人。”

  继续开发智力,也就是继续培养婷儿的语言和非语言能力,包括观察力、记忆力、词汇量、理解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抽象推理能力、视觉驱动能力等。这些能力被认为在孩子满6岁以后不再变化,并且与各种升学考试的测试成绩密切相关。可以说,我和婷儿相处的每一分钟,心里都绷着开发智力这根弦儿。

  ●教育的对立面是操纵,它出于对孩子之潜能的生长缺乏信心,认为只有成年人去指导孩子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哪些事,孩子才会获得正常的发展。然而这样的操纵是错误的。

  人与人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但这种很小的差异却往往造成了巨大的差异!很小的差异就是所具备的心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巨大的差异就是成功与失败。成功人士的首要标志,就在于他们有热情积极的心态。一个人如果心态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乐观地接受挑战和应付麻烦事,那他就成功了一半。

  当我看到这段“后记”时,我父亲已经去世。这种有线相知无缘见面的情节重复发生在我们父女身上,简直让人怀疑冥冥中真有一种宿命的力量。

  但现实中,许多教师和家长却把方法用错了。最典型且最愚蠢的做法是以“写作业”作为惩罚手段,来对付学生的某个错误。许多家长或教师的口头禅就是“你要再不听话,就罚你写作业”。

  也许,我们的人生旅途上沼泽遍布,荆棘丛生;也许我们追求的风景总是山重水复,不见柳暗花明;也许,我们虔诚的信念会被世俗的尘雾缠绕,而不能自由翱翔;也许,我们高贵的灵魂暂时在现实中找不到寄放的净土……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以勇敢者的气魄,坚定而自信地对自己说一声“再试一次!”再试一次,你就有可能达到成功的彼岸!

  录故事做“奖品,一举多得

  惩罚性质的作业,无不说成是为了孩子,其实它的第一动因只是成人在出恶气,和教育无关。它对儿童的学习只有毁坏,没有成全。从本质上说,它只是教师或家长对学生的一种施暴手段。

  塞尔玛开始和当地人交朋友,他们的反应使她非常惊奇,她对他们的纺织、陶器表示兴趣,他们就把最喜欢但舍不得卖给观光客人的纺织品和陶器送给了她。塞尔玛研究那些引人入迷的仙人掌和各种沙漠植物、物态,又学习了有关土拨鼠的知识。她观看沙漠日落,还寻找海螺壳,这些海螺壳是几百万年前这沙漠还是海洋时留下来的……原来难以忍受的环境变成了令人兴奋、留连忘返的奇景。

  我非常清楚,婴幼儿的每一分钟都是十分宝贵的,可是我又要忙工作又要忙学习,在1985年底电大毕业之前,我都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和财力来完成把她培养成“神童”的计划。

  这个问题追究到底,至少可以看出这些成年人的三个问题:一是在教育孩子中不能细腻体察孩子的心理,不考虑把工作做到孩子的心坎上,只是满足于孩子表面的、暂时的服从;二是自己内心不热爱学习,潜意识中把学习当作苦差事,就会在生了气寻找“刑具”时想到写作业;三是权威意识在毫无反击之力的儿童面前变得肆无忌惮,人性中的恶不小心流露出来。

  想通了这几点,让人辗转难眠的痛苦也随之而去了。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其他几个“神童”所走的弯路,更是为我当年痛苦的选择而深感庆幸。

  许多家长和教师,一方面要求孩子热爱学习,一方面又把“学习”当作暴力手段运用于对孩子的惩戒上。当“作业”变成一种刑具,它在孩子眼里能不恐怖吗,孩子还能对它产生好感吗?

  车行一刻钟,就到了真正的农村,大片大片的麦苗和油菜花,正等着我们去享受它们的芳香,探索它们秘密。下车后,我们拐上了一条河边小路。在开始新的谈话之前,我先任婷儿无拘无束地撒了一阵欢,婷儿看见一朵野花就欢呼着扑过去把它采下来,不一会儿,就采了一把各种各样的花。

  成人在教育儿童中之所以屡屡采取不合适的教育方法,使“教育”变成一种破坏性行为,有两个最根本的原因:一是不信任孩子,二是太相信自己。即首先不相信儿童的本能是自爱和上进,担心不及时管教,孩子就会一路下滑;其次认为自己对孩子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可以让孩子变得更好。

  在为婷儿买书、录故事时候,我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尽量选择名著。我相信,经过时间检验的中外名著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对发展婷儿的智力和审美心理结构能力具有深远的意义。除了那些她听得懂的儿童文学名著之外,那些根据古典名著改编的连环画,也是具有长久吸引力的好书。我在重新开始的“育儿日记”中写道:

  这个故事表面上看起来和写作业没有关系,但它里面包含的教育思想却可以运用到儿童的作业管理上。那就是需要教师和家长在调动儿童写作业热情上,适当使用逆向思维,要刺激孩子对写作业的热情,不要刺激起孩子对写作业的厌恶之情。

  有的父母看见孩子一哭心就软了,以后孩子稍遇一点不顺心,就靠哭来解决。以为一哭大人就会满足他,以哭来作为要挟大人的条件。我从婷儿离开姥姥家起就提前打好招呼:任何时候都别想用哭的办法来换取任何东西。婷儿体验了一两次就明白了,哭是没有用的,只有按要求办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

  我接着问,“你觉得把作业写得整整齐齐心情更好,还是写得乱七八糟心情更好?”圆圆说写得整整齐齐心情好。

  我带婷儿去三幼考察过几次,她对三幼很感兴趣。要上这个教学示范幼儿园的话,还得再等几个月,但考虑到一旦选定幼儿园就得一连呆三年,我还是情愿等。

  老人是位攻心高手,与其他人的直接劝阻相比,老人的说服工作不着痕迹,却有明显的效果。分析他的方法可以看到,老人先通过“给予”,把几个年轻人的“乐趣”变成一种“责任”,这是第一步,目的是降低“乐趣”。任何事情,当它里面包含有交换、被监督、责任等这些因素时,它的有趣性就会大打折扣。然后,老人通过减少支付,刺激他们对踹垃圾桶这件事产生逆反心理,这是第二步。最后,老人进一步减少支付,并且给出一个让他们不能接受的10美分,使他们在心理上对踢垃圾桶这件事产生排斥感,产生逆反心理。于是,原本令几个年轻人感到有趣的一件事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让他们成为“受害者”。这时再让他们去做,那肯定难了。

  我还在1984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记录了性格培养的其他方面:

  圆圆看我是认真的,一下慌了神,下意识地要把作业本抢回来。她在这一瞬间肯定想到了要是写不完作业,明天到学校会挨老师批评。她急得抱住我胳膊,踮起脚,要把作业本抢回来,嘴里喊着“给我,给我”。我把作业本举起来,不让她够着。我说:“你把字写成那个样子,那么不认真,就该剥夺你写作业的资格,别写了。”圆圆急得又要哭,她一边试图抢回作业本,一边说:“我要好好写,给我!”

  大家多喜欢小树苗啊!

  ●惩罚性质的作业,无不说成是为了孩子,其实它的第一动因只是成人在出恶气,和教育无关,它对儿童的学习只有毁坏,没有成全。

  我到上海考试时,买了一套《红楼梦》的连环画,婷儿简直太喜欢《红楼梦》了,兴趣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总是缠着我和小李讲《红楼梦》。很快就记住了《宝黛初会》《熙凤弄权》《黛玉葬花》《红楼二尤》的书名、人名和模模糊糊的情节。一天在戏剧家协会看舞剧《红楼梦》的录像,因为录得不好,看到“金玉良缘”对黛玉的刺激时,就停下来放起苏联的一部芭蕾教学片,婷儿顿时大哭起来,非要看《红楼梦》不可。我怎么哄都不行,只好让小保姆把她带走了。

  所以家长和老师在管理孩子时,一定要小心,不要站到教育的对立面去。遇到每一件具体的事情都扪心自问一下:我是在教育孩子,还是在操纵孩子。被操纵的孩子不由自主地把心思用于反操纵上,他会渐渐变得毫不在乎大人的话,堕落,并且丧失理性和自爱之心。写作业是当前儿童教育中,最为密集地表现“教育”还是“控制”的事件,这个事情上最需要家长反思。

  怎么办?我痛苦地问自己:难道就此放弃培养“神童”的计划吗?为了说服自己,我决定在不考虑财力的前提下审视一下走“神重”之路对婷儿的负面影响。首先,如果在家里攻书,婷儿将失去与同龄人一起度过童年的机会,这将大大限制她发展人际交往能力。考虑到我的知识结构对她的影响,她不大可能成为一个理科人才,作为一个文科人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生活能力恰好应该是她的强项,而这些能力只能在集体生活中培养。因此,在家里自学的方案实际上会妨碍她将来的发展。其次,母亲的行为是女儿最有力的榜样,如果我彻底放弃自修计划,怎么能把她培养成认准目标努力上进的人呢?

  我听一位家长说她儿子因为忘了带英语作业本,被老师罚写一百遍“我忘记带英语作业本是不对的”这句话。老师这样做,已完全不是为了教育,仅仅是报复心理下的滥施淫威。孩子是弱势者,他没有办法,只能把这句话写一百遍。可以想象,这会让孩子感到多么恶心,英语课在他心中可能永远成为一门恶心课程了。

  打好性格基础,努力提高情商

  我发现她爸爸犯了个错误,这是在干一件南辕北辙的事。赶快走过去,拉开气乎乎的先生,拿起被撕下的作业纸看看,平静地对圆圆说:“你这样写确实不对,你看这字都写什么样了。”圆圆听我也这样说,更有些不服气,越发拿出一副“就是不写”的样子。我看看她的态度,还是和颜悦色地对她说:“如果你认为写作业是件不好的事,从今天开始,就不用再写作业了。”

  左右为难之际,又是母亲向我伸出援手,让我把婷儿再次送到湖北。可是这次我却不能接受母亲的好意。因为我弟媳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把婷儿推给母亲,让母亲同时带两个婴幼儿,不是要减我妈的寿命吗?我可不能这样自私!

  孩子天生不反感写作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之所以后来变得不爱写作业,是因为在上学的过程中,尤其是小学阶段,写作业的胃口被一些事情弄坏了。被罚写作业,就是弄坏胃口最有效的一招。

  给我们一些风吧,

  她想表达什么,但一下组织不起语言。我就问她:“你是不是想说,写好写坏,用的是一样的力气。比如一个字是五画,写好写坏都是五画,既不会多也不会少,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把她心中想说的话说出来了,她非常高兴,眼神明亮地说是,神情已大为坦然。

  告不告诉婷儿,父母已经离婚

  我看一下桌上被爸爸撕下来的两张纸说:“今天爸爸也做得不对,不应该撕作业本。小圆圆今天把作业写得不整齐,不是正好做了一个试验嘛,知道了把作业写整齐和写得乱,用的力气一样,但写好了心情更好。如果不这样试,哪能知道这些呢,你说是不是?”圆圆点点头,自己也感觉就是这么回事,理直气壮地看爸爸一眼。她爸爸赶快给圆圆道歉,说他不该那样做。

  大家多高兴啊,

  我问,“刚才爸爸让你好好写,你不愿意,两次都写得那么差。妈妈想问你,你是不是觉得好好写作业是件不好的事,写得差些才好?”圆圆回答说不是,说好好写才好。

  把我们走出来的汗都吹掉,

  我没再说别的,亲亲她的小脸蛋,走开了。等她晚上睡觉后,我们悄悄从她书包中拿出本来看,果然写得整整齐齐的。此后,圆圆一直能好好地写作业,再不让我们操心。

  据我观察,对不懂事的孩子来说,大人对坏消息的态度远比坏消息本身的冲击力大得多。想当年,我妈妈绝望得几次试图自杀,但在我们面前却始终表现得很平静,在我的记忆中,她没让一丝一毫的恐慌和哀怨与“离婚”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我们既没有见过父母争吵打骂的恐怖场面父亲早已入狱,也没有从妈妈和“保姆”姚婆婆那儿听到任何解释,就这样平静而抽象地接受了“离婚”这个坏消息,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当时我们兄妹都寄养在姚婆婆家)。此刻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妈妈没有让离婚的阴影笼罩我们稚嫩的心灵。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像妈妈那样平静而抽象地把离婚的消息告诉婷儿吧。

  针对这一问题,哲学家弗洛姆的一句话值得家长们一千遍地体味:“教育的对立面是操纵,它出于对孩子之潜能的生长缺乏信心,认为只有成年人去指导孩子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哪些事,孩子才会获得正常的发展。然而这样的操纵是错误的。”

  除了上述五点之外,我还想用听故事录音的办法让婷儿尽快学会标准的普通话。因为婷儿在姥姥家学成了一种奇怪的口音半河南,半湖北,再夹杂一些不标准的普通话。一离开湖北,我就开始随时纠正婷儿的语音,并要求她只许用普通话与我对话。我认为,尽早教生活在方言区的孩子说普通话非常重要。因为从小听普通话,学普通话,普通话自然说得标准,对识字和阅读有直接帮助。如果普通话学得晚,孩子会认为“这不是我的语言”而不愿意说;就是肯说也不容易流利。这不仅影响早期阅读,还会减缓把书面语言变成思维语言的进程,对孩子的智力开发很不利。

  《哈佛家训》里有一则故事:三位无聊的年轻人,闲来无事时经常以踹小区的垃圾桶取乐,居民们不堪其扰,多次劝阻,都无济于事,别人越说他们踹得越来劲儿。后来,小区搬来一位老人,想了一个办法让他们不再踢垃圾筒。有一天当他们又踹时,老人来到他们面前说,我喜欢听垃圾筒被踢时发出的声音,如果你们天天这样干,我每天给你们一美元报酬。几个年轻人很高兴,于是他们更使劲地去踹。过了几天,老人对他们说,我最近经济比较紧张,不能给你们那么多了,只能每天给你们50美分了。三个年轻人不太满意,再踹时就不那么卖劲了。又过几天,老人又对他们说,我最近没收到养老金支票,只能每天给你们10美分了,请你们谅解。“10美分?你以为我们会为了这区区10美分浪费我们的时间?!”一个年轻人大声说,另外两人也说:“太少了,我们不干了!”于是他们扬长而去,不再去踢垃圾筒。

  过完春节,姥爷和姥姥启程去鄂西,我和婷儿也从三峡逆流而上,经重庆返回成都。

  我动手去收她的作业本,圆圆在这一瞬间有些迷惑,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拿起她的作业本,合上,对她说:“学习是件好事,看来你不想学习。所以……”我把作业本卷在手中,口气确定地告诉她,“我想取消你写作业的权利,以后不许你再写作业了!”

  一、快速反应。要求婷儿对大人的话迅速作出相应的反应,不要让大人再三再四地说。这包括做一些具体的事,如洗手、收拾玩具、帮妈妈做事等。还有就是纠正错误行为,如玩弄不该玩的东西,对不喜欢的人不礼貌等。这样有助于养成雷厉风行的作风。

  到这里,我通过对话,已让圆圆主动表达出了“作业应该好好写”这样一个想法。达到这个目的后,剩下的只是再巩固一下她的想法,并且给她一个台阶下了。

  对这么小的孩子进行安全教育,你不能指望她听一遍就行了,你得反复在需要注意安全的情境中重复输入信息。在去郊外的路上,我们要路过全市最大的十字路口,1984年,成都币公安局每个月都要在这儿公告交通事故伤亡人数。路过这块巨大的公告牌时,我特地停下来一字不漏地念给婷儿听,还悲伤地提到那些死者的妈妈有多么难过,那些伤残的人们有多么痛苦,末了还要和婷儿一起祈祷:这样的悲剧千万不要发生在我们和亲人的身上。(后来我们再从这儿过的时候,婷儿总是要提醒我注意这块公告牌,我也总是用悲叹和祈祷来加深她的印象。这种做法使婷儿养成了自觉注意安全的好习惯,“不论做什么事,安全总是第一位的”,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共识。)

  我用赞许和信任的目光看着她说:“这样的话,妈妈就把本子还给你。看来妈妈也错怪小圆圆了。”失而复得的作业本回到手中,圆圆完全没有了和家长的对抗及对作业的抵触,重新摊开了本子,流露出珍惜的神情。

  与看不见的未来相比,当时有一个细节非常有力地坚定了我的信心。那是在着一场大型儿童剧的时候,3岁3个月的婷儿突出地表现了不同寻常的审美能力:

  我抱起她放到我腿上说:“嗯,这样说,写好写坏,费的力气差不多,认真写还心里更愉快,是不是?”圆圆说是。我们的谈话到这里已很愉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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