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邀访美,哈佛女孩刘亦婷

  婷儿上高中的时候,“WBSE (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流社团)”
把成都纳入了他们的中美中学生交流计划
,成都首批到华盛顿参观访问的名额只有一个,并由WBSE的主席拉瑞·席慕思先生亲自到成都外国语学校面谈选拔。

  电脑课、小老板、小黑客

  (爸爸张欣武自述)

  事后来看,这次访美对我们来说从面谈开始就具有多重意义:既是婷儿显示能力的机会,也是婷儿大开眼界的极好机会,更是检验我们多年素质培养成效的难得机会。婷儿访美时的一系列出色表现,使我们不禁欣慰地想:是真金就不怕火炼,不管是中国的火,还是外国的火。

  兰登学校的电脑课也值得一提。实际上,它反映了美国很多中学电脑课的教学水平。

  未雨绸缪,驶过礁区

  关于这次访美的前前后后,还是让婷儿自己说吧。

  在国内上电脑课,我感受最深的,是教的内容太浅。一旦面临实际应用,所学的知识老是不够用。幸好老爸对电脑很熟悉,经常帮我临时补课,热炒热卖。

  怎样使婷儿顺利度过中学阶段的逆反期?从婷儿的小学阶段起,我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婷儿的话:

  国内许多中小学,由于电脑硬件设备和师资条件受到的限制都很多,教学的内容就不得不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一般只能教一些最基本的常识,比如,TrueBASIC程序设计、DOS操作系统、FOXBASE数据库管理系统、WPS文字处理等等。

  对孩子的成长来说,中学阶段历来是一个“风险期”,往往也是让父母们最感烦恼的阶段。尤其是初中阶段。有些有经验的老师,半开玩笑地把初中阶段的孩子称为“昏兔”。

  1997年暑假,我们在青城山军训期间,殷校长(一位德高望重的英语教育专家)从成都打来电话,让我和另外四个同学赶回成都,休息一晚上,以便第二天参加应邀访美的选拔性面谈。

  看看这些课程就可以发现,我们中学电脑课的思路是放在“应用”,是“肖规曹随”式的学习。这不是不必要,但是却让人感到缺了点什么,让我们的电脑课面对今天高速发展的电脑技术,显得内容太少太浅太不够用。

  逆反期的孩子,对父母会开始疏远、也许在一段时间里,父母将不再是让他们敞开心扉的人,却会转而在同龄人当中寻找倾诉的伙伴。心灵的闭锁,使他们常感到孤独。成长中的挫折,使他们常感到压抑和自卑。随着个子一天天长高,他们还会像“殖民地人民”一样,开展“争取独立”的斗争,要求父母松开双手,把航船的舵盘交还到自己手中。可是事实上,他们又还远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把握人生方向的程度。

  意外的喜讯使我很兴奋,也多少有点儿紧张。

  国内的学生,只有在上电脑课的时候才有机会操作电脑,每周的电脑课程又少,累计上机时间也就太少。这样一来,即使到大学阶段,多数学生对电脑操作也很不熟悉,更别说深层次的应用和创造了。

  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都在强调,中学阶段就像一片潜藏暗礁的海域,需要父母们小心翼翼地行驶。如果任凭孩子们的“航船”在暗礁区左冲右突,就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迷航。有些不良少年,就是在初中阶段走上邪路的。他们就像迷航中不幸触礁的船。

  汽车在“成灌公路”上疾驰,我们在车上摇摇晃晃地打盹儿,任7月的熏风使劲拍好着我们的短发。我闭着眼睛,却睡不着。我不知道要和我们面谈的美国人是谁,但我想,他一定是个对中国人友好的“老外”。

  我在兰登学校和圣安德鲁学校都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

  即使不出大问题,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冲突,也会大大增加。从婴幼儿时期形成的对父母的崇拜,到这一阶段也会随着对抗的升级而渐渐褪色,甚至干脆就消失了。孩子会越来越多地对父母的管束感到不满,父母们也会发觉,从小耳提面命式的教育方法,也越来越不灵了。

  有关拉瑞(LarrySimms)的传奇故事,我是在这次面谈过后,才逐渐知道的….登万里长城,结万里友谊

  它们的电脑室里都摆放着数量相当多的电脑,而且全部是开机状态,任何人一坐下来,马上就可以用。无论我去得多么早,走得多么晚,情况永远如此。不少学生都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像一个小巧的手提箱,拎在手里走来走去。那种随时随地都可以坐下来工作的感觉,确实很爽!

  我们决心把逆反期的不利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为此,我们提前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相关的内容在前面的章节时有提及)。进入初中之后,我们又通过主动调整教育方式的办法,力争继续与婷儿保持沟通并保持影响力,以便高效低耗地进行“精神灌输”,帮助她早日形成科学、高尚的人生观。

  1993年10月,秋高气爽,四位结伴来中国旅游的美国人,爬上了北京附近的八达岭长城。其中一位,个子高高,身材挺拔,长着亚麻色的头发,有一双敏锐又好奇的眼睛。他精力充沛,在蜿蜒起伏的长城上边走边看说说笑笑。他一面猜测,在没有任何像样的机械的2000多年前,中国人是如何完成这项不可思议的巨大工程的,一面观察着那些像他一样,在长城上观光漫游的当代中国人。

  每个圣安德鲁学校和兰登学校的学生,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私人的E-mailaddress(电子邮件地址),使他们能十分方便地跟哪怕远在天边的另一个网上地址互相联系,信息的传递,只在片刻之间。我到圣安德鲁学校的第三天,也得到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在一台装有Linux操作系统的电脑上,我立刻用这个地址给远在国内的爸爸妈妈发了一个简短的邮件,而且几个小时以后就收到了他们回复的电子邮件。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E-mail。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采取的一系列对策都很成功。

  他,就是拉瑞·席慕思先生。

  我的美国同学们平时都很少用笔,以至于有些同学身上平时根本就不带笔。电脑就是他们的笔,做完作业,用打印机打出来,就可以交作业了。到了高中阶段,美国学生的家庭作业多起来了,经常要在晚上搞到睡觉前才能完工。这些作业都都需要在电脑上完成,经常需要到因特网上去查资料。

  立志,始于关心他人

  拉瑞早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长春藤联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法学院。凭借着过人的才华和勤奋,很快在美国法律界出露头角。1974-1975年期间,他曾任美国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的助手。1976-1985年间,他又担任了美国司法部总检查长助理的要职。1985年之后,拉瑞辞去公职,专心从事律师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但是一位出色的律师,还是美国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世界第六大律师事务所——《格信》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一一老板之一。

  我离开美国前夕,不少美国同学送给我写着祝词的贺卡,字迹都不大美观,原因是他们常年用电脑做作业,写字的机会少,跟他们的上一辈人比起来,字都写得不大漂亮,但电脑操作却非常熟练,很多美国的父母,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当成电脑老师的。

  人的成功有个规律:“志为事之帅。”就是说,志向是事业成功的主要推动力。

  由于这次游览长城的偶然契机,他后来建立了一个与许多中国学生有密切关系的学生交流组织。

  美国的在校学生,无论小学、中学、大学,上因特网漫游一律免费。我想这不是为了炫耀美国社会的雄厚财力,而是在实施一项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措施。一代以因特网为课堂的自由驰骋的莘莘学子,必然更容易具备更深厚的学识,更敏锐的眼光,更宽广的胸怀。

  狈生子女所处的环境,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些助长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不利因素,这对成才是不利的。我们可不愿意婷儿成为自私自利的人。相反,我们希望她成为一个目光远大、胸怀宽广的人。因为有价值的大事业,从来都是由胸怀大志的人完成的。而患得患失、锱铢必较、小肚鸡肠的心理特征,是事业成功的大敌。

  那天在长城上,他遇到了一样跟着老师来爬长城的中学生。这些孩子对英语正学得兴趣盎然,看到四个结伴而行的“老外”,都不愿意放过统口语的好机会。他们微笑,挥手,“哈罗!哈罗!”地主动跟拉瑞他们打招呼,希望跟他们用英语聊几句。拉瑞笑着答应了。没想到,这些孩子们的英语口语都相当流利——他们是北京市西城区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在几个美国人面前,你一句,我一句,应对自如。这一谈,就是40多分钟。

  兰登学校电脑课的内容比我们所学过的深得多!

  立志的基础是什么?它应该向哪里迈出第一步?这是我们必须为婷儿提前确定的,晚了就会被动。

  拉瑞感到很惊讶,这些中国孩子竟然把英语学得这么好!他们的活力,他们的聪明好学,他们对异国人真诚的友好,他们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心情,都强烈打动了第一次来中国的拉瑞。

  在他们的教学内容中,除了一般的硬件知识和常见的操作系统平台软件以外,还包含了掌握BorandTurboPascal这样的课程。这是一种目前应用很广的程序设计高级语言。兰登学校用两个学期的时间来教会学生从理论和实际应用上掌握这种语言。很多学生拿到了这根“拐杖”之后,就能够自己编写较复杂的程序,充分发挥自己在电脑面的天赋了。

  我看到,并且也承认,野心和贪欲也是建功立业的一股动力。但是由于它们包含了太多太重的自我,往往只是一张“短途车票”,或是一个包含了电脑病毒隐患的坏程序。在一定条件下,它就会让人止步不前,甚至激活那些害人害己的“病毒程序”发作。这样的例子,现在是太常见了、有不少声名显赫的人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会顷刻之间灰飞烟灭。这条路不可取!

  这次邂逅,触发了拉瑞一个大的构想:

  这样看来,美国中学电脑教育的的思路,是放在“创造”二字上。

  由此我认定,立志应当从关心他人开始。一个孩子只有学会关心他人的幸福和发展,特别是关心那些看似与自己无关的人的疾苦,他的心胸才会一步步摆脱狭隘的自我,把眼光从一己私利上移开,逐渐发自内心地投向周围的整个世界,进而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使命,并以高于常人的勇气和毅力去成就一番事儿。

  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显现出了举世瞩目的活力。中国正在大踏步前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富有聪明才智….

  这使我想起了一个真实的小故事。

  婷儿幼儿时代最钦佩的人是安徒生,因为他给全世界的小朋友留下了那么多美丽的童话;婷儿在少儿时代最钦佩的人是科学家和雷锋,因为科学家使人类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文明,而雷锋一生都在无私地帮助别人。

  他认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关系,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政治关系。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能否拥有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这一关系。

  几年前,大名鼎鼎的美国苹果电脑公司,曾在东海岸的波士顿举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展览会、展览会的开幕式上,苹果公司的总裁亲自担任主持人,并郑重其事地邀请了两位嘉宾为展览会的特邀贵宾。这两个人,一位是在因特网上赫赫有名的网景(NETSCAPE)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出人意料的是第二个人,他居然是一位年仅12岁的小学生,名叫格雷·迈勒尔
(GreyM.Miller)。据说当时年纪小得连乳牙都还没换齐。

  小学及其以前的教育,已经为婷儿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但是真正的立志,是不可能在小学阶段完成的,即使在初中阶段,也只能为真正的立志埋下伏笔。但我还是希望,在初中阶段启动婷儿立志的过程。

  应该让两国的年轻人了解对方的国家和人民,让他们友好相处,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一这就是拉瑞得出的结论。

  可是这位小学生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花了20分钟时间,当场向大家演示了自己用苹果电脑开发的教育软件:

  父母在有意识地思考这个问题,婷儿也在无意识地思考这个问题。用心理学家的话来说,这是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喜欢探索各种各样的新领域,并在这种探索中发展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孩子在这种探索中,往往会形成对某种专业的兴趣。婷儿在初一暑假的一段“晨间奇想”,就明显地带有这种探索的性质—-

  律师,向来是美国社会的高收入阶层。作为律师行业里的佼佼者,拉瑞可说是早已功成名就了。声望、财富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他都有了。但是拉瑞一直有一个想法—一事业上的成功者,不应该一味从社会索取,而应该把他从社会所获得的东西,以某种方式回馈给社会。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二字,不仅局限于美国。拉瑞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公民”,他关心的是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

  ——种子撒落在大地上,阳光明媚,接着就是风的吹拂,雨的滋润…
于是,种子发芽了,长高了。接着又是一片阳光,一阵风雨,花蕾绽开,果实孕育…
大自然显示出勃勃生机。短短20分钟的演示,他熟练的操作,漂亮的画面,丰富的想象,生动的而又童趣十足的解说词引起了满堂笑声,阵阵喝彩。

  早晨,我躺在床上,也不知怎么的,想到电视里有人把麻药放入水果,把人麻醉后行凶的事,我就从这里开始了我的奇想。

  为此,拉瑞作出了一个对他来说很不寻常的决定:要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做点实事。他要建立一个专为美中两国中学师生交流服务的组织。

  结果在这次盛会的开幕式上,小迈勒尔成了灿烂的明星,享誉全球的网景公司副总裁反而变成了他的陪衬。在阵阵热烈的掌声中,苹果公司的总裁把一台最新型的苹果电脑赠送给小迈挨勒尔作为礼物。

  我想:麻药在水果里是很容易被发现的,要是水果本身就是能麻醉人的,就不容易发现了。接着我想到了生物课上关于植物导管的实验。把植物的枝条放在红墨水里,红墨水通过导管进入枝条,渐渐地,叶脉变红了,花也红了。嗯,我们可以用麻药的溶液来浇灌树木,这样水分蒸发了,麻药就留下了,这样果实里也就有麻醉剂了。那其它药品也可以照葫芦画瓢啊。哇,以后会有青霉素桃子,止咳灵苹果….大家不都爱吃“药”吗?但是,为什么没人做呢?嗯….哦,明白了:我们如果用药品浇灌,溶液浓度就必定大于植物细胞浓度,这样植物细胞就会失水死亡。我们用来做实验的枝条就枯萎了嘛!

  美国人习惯于说干就干,拉瑞很快就行动起来了。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小迈勒尔自己也是老板——他已经成立了一家销售自己开发的游戏和教育软件的公司,手下还雇了几个跟他差不多大的孩子为帮手呢。当年,比尔·盖茨15岁就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小迈勒尔会成为明天的比尔·盖茨吗?

  伸个懒腰,想想自己那个不攻自破的怪想法,不觉好笑,但如果我没学过生物学,就不会有这份乐趣了。

  回到美国,经过多方努力,在1994年2月,他终于建立了“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流社团”(Washington-BeijingScholasticExchangeINC,缩写为WBSE),一个非赢利的服务组织,他亲自担任该组织的主席。该组织的宗旨,就是促进美国和中国的中学师生交流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在拉瑞心目中,这是他回报社会的最好方式。

  如果说小迈勒尔是一颗早慧的硕果,那么,美国的电脑教育的总体高水平就是无数硕果得以长成的肥沃土壤。凭借着雄厚的财力和科技实力,美国政府下了不少工夫来推进着电脑和因特网在教育中的应用。最近的两个规模宏大的目标,一是实现每个学生拥有一台笔记本电脑。这个目标的实现,可以让很多美国学生从此告别纸张印刷的教科书和笔头作业,进入一个无比绚丽多彩的电子课本、软件教学时代。二是让全国的每一间教室都与因特网相连接,让每个美国学生都能从无比丰富的网络世界中获取知识,开发智力。这两个目标的实现,肯定会对美国教育的发展产生相当大的作用,并大大推动整个美国的发展。

  这段“白日梦”似的“晨间奇想”,再次证实了我们长期观察婷儿得出的一个结论:婷儿不大可能立志献身于自然科学。因为她还没有表现出来对自然科学强烈而持久的研究兴趣。但20天后的又一篇“片断练笔”和此后的很多事例,却使我们又一次看到,婷儿在社会科学方面,已经表现出一种持续发展的强烈兴趣—-

  拉瑞的WBSE一经成立,就开始高效运转起来。短短两个多月之后,1994年4月,北京市西城区外语学校的第一批6位学生和4位老师就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国际航班,到美国首都访问两个星期、并住在美国师生家里。

  跟他们比较的结果,确实会让人产生出很强的危机感。

  我倒垃圾时,时常会遇到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婆。我觉得她好可怜,大概是个孤老太婆吧!不然怎么会一大把年纪还干这种又脏又累的苦活儿呢?

  刚开始,参加这个交流活动的,只有北京的西城区外语学校一所学校,后来,上海复旦中学也参加进来。到1998年我访美之前,中国方面共有30多位中学师生,分四批访问了美国。华盛顿的两所名牌中学的美国师生也回访了中国。

  在这片电脑教育的沃土上,美国不仅已经产生了一批像微软的比尔·盖茨这样的电脑业巨人,而且可以预料,它必将对美国的高科技产生更大的推动力。其中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一定不少。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那位老婆婆正弓着腰在垃圾桶里刨。只见她的银发胡乱地盘在头上,黑黄色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好像在述说她所经历的辛酸与挫折。她穿一件破烂的蓝围裙,脚上蹬一双旧军鞋,大脚趾从破洞里伸出头来。

  拉瑞非常细心地照料着WBSE的方方面面。为了使中国学生的学业和高考尽可能少受访美的影响,光是访美的月份,拉瑞就尝试做过四种不同的安排。最后选定了每年元月到二月的寒假为最佳访美时段。美国学生来到中国中学,也由接待的学校安排他们住到中国学生家中,让他们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热情友好的普通中国人,以便他们与中国学生之间建立起更深的友谊。

  美国最近发生的一次电脑黑客入侵事件,也很有意思。那是一次年轻的电脑黑客对软件业巨子比尔·盖茨的电脑入侵。

  我忍不住走了过去,带着好奇心问:“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干这样的话呢?”那老太太看了我一阵儿,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要生活呀!”“那您有儿女吗?”“当然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如今都成家立业了。”原来她不是孤老太婆呀!我想。“那您怎么不在家里享天伦之乐呢?”“天伦之乐?”老太太重复着,苦笑着说:“他们一个个儿都大了,哪个还会想着我这个老婆子哦!他们都不想养我,当我是废物。我这把老骨头还有口气,还要吃饭哪,不干这个,还能干啥?”

  华盛顿的那两所美国学校——圣安德鲁学校和兰登学校里,随即开设了中文课,由来自中国的老师讲授原汁原味的中国普通话。当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期间,那些学中文的美国学生还被专门邀请,出席了白宫盛大的欢迎仪式。其中的一部分学生到了大学之后,仍然保持了他们对中国的兴趣,把对中国人民的这份友好,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美国的电脑黑客总是“英雄出少年”,小小年纪,就往往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案,一会儿破坏白宫的网站,一会儿又破解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绝密指挥系统。再不就挖空心思,编出几个闻所未闻的超级病毒,开发几个窈取他人机密的专用黑客软件,搅得天下不得安宁。年龄小,掏大乱,这已经成了一条“黑客第一定律”。这是因为,美国的法律对未成年人电脑犯罪的惩罚特别轻,起不到法律的威慑作用。于是小黑客们不干则已,一干就肆无忌惮,越轰动越带劲。

  我听说老婆婆的子女如此不孝,十分气愤,我说:“那您可以去法院告他们,他们这可是违法呀!”“唉,”老太太又叹气了,“都是身上的肉啊,怎么舍得呢?这一告,关系可就更糟了,而且,孩子们的脸往哪儿搁呀!”我心中一下冲动起来。我跑到家里挑了两个最大最红的苹果,放到老太太手里说:“老婆婆,这两个苹果送给你。”老婆婆用那双发颤的手接过苹果,激动极了,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转过身走了。

  本可以过舒适生活的拉瑞,给自己选择了奔波劳碌。他把WBSE的工作,当作自己第一位的工作去做。仅仅到1996年为止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拉瑞为了WBSE,就不辞辛劳地往来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达9次之多。

  前不久,一名美国科罗拉多州18岁的电脑黑客,在家中闲得无聊,便以侵入因特网的网站取乐。当他侵入一家信用卡公司的网页时,竟然发现了全球首富比尔·盖锁的信用卡资料。这名自称为“库拉多”的电脑黑客大为得意,在窃取盖茨的信用卡资料得手之后,随手就把这些资料放上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附属的一个向因特网用户提供个人网页的网址当中。他所公之于众的资料中,不仅包括盖茨的信用卡号码,还包括信用卡钥匙——一密码。不法之徒看到之后,一定会喜出望外,很乐意利用这些资料从盖茨的大钱袋中狠狠地捞一把。

  我心中不由起伏不定。我想,在我们这个提倡孝敬父母的社会里,还是有些老人像那位老婆婆一样,受不到照顾,得不到温饱,饱尝辛酸,却仍事事处处为儿女着想、我想:“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师姐”也给母校带来好运

  “库拉多”为了炫耀自己破解密码的本领,在因特网上公开宣称,他已经窃取了至少5000名顾客的信用卡资料。而且宣布,它将在未来两天之内,把另外一千人的信用卡资料公之于众,放到网上任人翻看。

  这样的故事和这样的心情,在婷儿中学阶段的日记里还有很多,比如为失学儿童呼吁的《让32号早一天来临》,又比如提醒人们关注世界饥饿问题的《“饥饿宴会”听后感》….每当看到这样的作文,我们都会顺着婷儿的思路和她一起探讨、感叹,以此强化她对他人生存状态的关心。我们认为,关心他人绝不是单方面地施惠于他人,恰好相反,由于那些被关心的人给了婷儿一个摆脱自私心态的机会,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才是。

  WBSE成立两年多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拉瑞知道了我就读的成都外国语学校。

  “库拉多”还在网上谈天说地,他说自己大量窃取他人的信用卡资料,纯粹是出于无聊,而不是为了敲诈别人的钱财,言下之意是说,他还不能算一个坏孩子。

  从关心他人开始,婷儿开始关心周围更宽广的世界。这些对她高中阶段的立志,无疑是很好的铺垫。

  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和成都外语学校是兄弟学校,同属于由国家教委在全国设立的14所外语学校之列。两校的领导平时有不少交流切磋的机会,关系很好。1996年初,在北京一次友好的聚会上,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的赵顺芳校长,热情地介绍拉瑞认识了成都外语学校的校领导。拉瑞由此初步了解了我们学校的情况。

  当这些涉及到许多美国人经济命脉安危的资料在网上公开之后,一些有正义感的人迅速拨通电话,把情况告知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该公司职员得知消息大为恐慌,忙不迭的关闭了这个网站。

  我们在鼓励婷儿这样做的同时,也设下了一个重要界限—-关心他人时,一定要对不安全的因素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在一个对孩子们充满危险的世界里(对女孩子尤其如此),这是让孩子能顺利成长的起码“底线”。

  同时,另一个偶然的因素,引起了拉瑞亲自到到成都考察的兴趣。在此之前,拉瑞和很多美国人一样,以为成都是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教育质量一定比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差很远。可是,当他在北京接触到从我们学校考入北大的吕雪梅之后,他就开始改变了原来的印象。

  这是微软公司在近半年内遇到的第二件尴尬事件。半年前,该公司向因特网用户提供电子邮件服务的Hotmail也曾经被黑客入侵,并窃取了数以千计用户的个人资料。随后,微软公司曾经宣布,已经安装好因特网上最安全的密码,来对付黑客的捣乱。谁知,这一次黑客竟公然把黑手伸到了微软公司大老板的钱袋中来了。

  早恋,预防在萌芽前

  吕雪梅是我校的优秀学生之一。你可从《在北大等你》这本书上看到,她是一个多么有志气,有头脑的人。当我在成都外语学校读初中的时候,她就是我崇拜的一位“师姐’。1995年,吕雪梅以全省文科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大法律系。吕雪梅在北大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是从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毕业的,认识拉瑞。这样,拉瑞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见到了吕雪梅。

  黑客的活动当然令人厌烦。但是,在少数黑客恶作剧背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美国青少年熟练应用电脑的能力和自如地驰骋于因特网上的扎实功底。这种深厚的潜力,对美国未来发展,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

  早恋现象在中学生里是比较常见的。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就有一位忧心忡忡的母亲,跟我有过一次电话长谈,她年仅12岁的女儿,正开始陷入早恋….

  吕雪梅不光是外语棒,口才好,而且她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眼光,认准了的事,就不轻易苟同他人。即使是在拉瑞面前,也是一样。在谈到原则观点的时候,简直是寸步不让。她在才智和品格两方面,都给拉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不合格就关门一一美国也要搞“教改”

  对中学生来说,早恋,就是希腊神话里的“潘多拉盒子”、谁要是好开了它,里面暗藏的各种灾祸就会纷纷飞出,对孩子的未来造成种种损害。不幸的是,即使是在管理最严格的中学里,早恋现象也时有发生。而且现在的中学校园,早恋现象比婷儿上初中的时候更为严重了。所以有必要帮孩子把这只“潘多拉盒子”锁紧。

  拉瑞自己在大学时代,就是个高才生。作为经验丰富的律师,他对人的识别有非常敏锐的目光,作为学生交流组织的负责人,他更关注那些充满希望的青少年。这些都使他十分看重吕雪梅。由吕雪梅的优秀,拉瑞自然联想到她读过的中学。于是拉瑞问吕雪梅:

  美国人对他们的教育,并不觉得满意。首先是对那些位于大城币低收入阶层居住区的公立学校,就经常可以听到抱怨和批评。这类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校园风气,从最近发生的一位美国母亲为自己3个女儿转学的事里可见一斑。

  婷儿考进外语学校不久,学校特地召开了一次初一年级家长会。会上,经验丰富的陈主任给家长们打了一针预防针:

  “在你们成都外国语学校,像你这样的学生有多少?”

  2000年2月,美国著名汽车城底特律的《底特律新闻报》登了这样一则报道:

  “….大家可以想一下,从初一到高三毕业,6年哟!这么长时间天天见面,男生女生,可能难免会产生一点感情。

  “多得很!”吕雪梅自豪地答道。她了解我们学校学生的实力。

  有一位44岁的美国妇女,名叫蜜莤,戴莉,她的三个女儿,分别在底特律市区三所不同的公立学校读书。大女儿,16岁的詹妮在亨利·福特中学上高中;12岁的女儿狄娜,在同一城市的卡菲中学读书、九岁的小女儿梅赛德斯,在当地的艾莫森小学读书。前不久,由于对这几所公立学校校风和教学质量忍无可忍,这位境况并不富裕的戴莉,把自己的大女儿转到了底特律郊区的一所教会学校——一索斯菲尔德救世军学校读书,这样在她微薄的工资中,一年要花掉一万多美元的学费。另外两个女儿也分别转入了底特律郊区富裕地区的公立学校,这些地方的公立学校教学质量比城市里明显好得多。

  对有些娃娃来说,可能会发生早恋问题!”这话听得人心里“格登”一跳。

  但拉瑞信奉“眼见为实”。于是,拉瑞接受了我们校领导的热情邀请,于1996年9月飞到成都。他走进一间又一间教室,听了我们学校各年级的英语课。听完课后,又请来各年级的英语老师,还有两位来自美国亚利桑纳州的外教——安迪和艾琳夫妇,一起来座谈。成都外语学校的英语教学水平,给拉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拉瑞对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普遍具有的良好英语素质不禁大加称赞。

  这位烦恼的母亲抱怨说:“我现在简直被这套公立学校的教育体制搞得焦头烂额了!我的女儿们一点也没有受到合适的教育。她们在这些学校里,除了玩,还是玩,分心的事太多了”

  早恋,正是我们所警惕的大问题之一。我当年教过的学生中,有一个小女孩,眼睛亮亮的,非常聪明,可是到初二年级,她开始接受了一个男生递来的条子,然后就是“情书”往还,继而又发展到在校外约会。她的成绩像坐滑梯似的,一垮到底。而且当局者迷,许多劝说,全不奏效。

  1996年10月,又一次全国外语学校教学工作年会在北京召开,正逢拉瑞也在北京。我校的吴校长和殷校长会见了拉瑞,并正式向他表达了把WBSE项目发展到我校的希望。对我校已经摸过底的拉瑞,立即表示对此很感兴趣,并原则上表示同意。

  戴莉是当地一所社区学院的一名职员,为了让自己不至于被淘汰,她同时还在学院里读书。这次三个孩子的转学,使这位可怜的母亲损失惨重。除去为大女儿花掉的高额学费之外,她还不得不放弃了对心爱的二女儿和三女儿的监护权。她含着眼泪向法院申请,由自己的姐姐当孩子们的监护人,以便让孩子们有机会到城郊富人居住区比较像样的公立学校上学。为了让孩子们上学,她还不得不起早贪黑,开着她那辆老掉牙的破旧的汽车,奔波于自己工作的社区学院和孩子们的学校之间,那份滋味真是令人伤感而无奈。

  为了预防婷儿陷入早恋,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分析了早恋发生的原因,以便能更有针对性地找出预防措施。

  “原则上同意”,这是拉瑞办事十分慎重细致的表现。因为,具体选什么样的人去,仍然是他关心的最重要的环节。而没有合适的人选,他就不去匆匆拍板。“请一定要看德和才”

  即便是这样,这位当妈妈的也丝毫不感到后悔。看到女儿们已经在学习方面明显比原来努力了,她觉得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不光是她再这样看,就连女儿的老师们也都支持她这样作。

  我们看到,早恋一般有三方面的原因:

  1997年,拉瑞做出了决定,邀请成都外国语学校参加WBSE计划,选拔我校一名1998年初在高二学习的学生,参加赴美国的交流活动。

  据了解,大中城币低收入区的这类公立学校数量,大约占整个美国公立学校总数的一半左右。即使状况较好的中小学,也存在着自己形形色色的问题,造成教学效果达不到预期标准。

  首先,孩子生理和心理发育到一定程度,难免会对异性产生好感,继而产生某种感情。

  拉瑞所划定的范围,正是我所在的年级,我们年级有100多名学生。不过在此前,我对这件已经蕴酿了一年之久的事,还一无所知。

  有人说,从六十年代起,美国的教育实际上走了一条轻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弯路。使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落后于欧洲和日本。这种状况和美国教育的其他弊病,已经引起了美国社会广泛的关注,也正在采取改革的措施。

  两千多年前,诗经上就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是人的本性使然,有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关键是孩子对内心产生的萌动采取什么态度。而家长只要措施得当,就可能对孩子的态度产生积极的影响。

  拉瑞虽然做出了在我们学校选学生赴美交流的决定,但他还有些顾虑、对中国某些不良社会风气的了解,使他担心在成都也遇到不正之风,担心选出的人不是真正出色的学生。

  2000年元月,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说,有近半数的美国州长和企业界、教育界的领袖级的人物共114人,最近达成了在全国下一阶段进行教育改革的计划。他们在这次最高级别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呼吁各州把重点放在“提高教师素质、为所有学生创造平等的提高机会,和使学校对教育结果负起责任来”等计划上。

  其次,不少影视文艺作品,流行歌曲,对早恋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消极影响。

  这是他第一次跟我们学校合作,他对我们学校,从校长到老师的务实精神和正派风气还缺乏了解(但是自从经历了这一次挑选后,拉瑞就对我们学校选人的公正性完全放心了。以后的每一次交流活动,他都让我们学校自己决定人选。)

  对美国的学校来说,这些重要的人物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财神爷”,因为他们所领导的政府、公司和组织为公立学校提供了90%以上的经费、教师及行政管理人员。他们的看法和举措,也就对美国的公立学校有着举足轻重的份量。而他们对美国教育最强烈的看法,就是现有的标准定得太低了!

  第三,同学中的消极影响,也不可低估。

  当时,拉瑞已经认识了我们学校那对年轻的美国外教夫妇——一安迪老师和他的妻子艾琳,拉瑞直接给安迪夫妇发来一封邮件,委托他俩代为进行对访美学生初步筛选的工作。

  为了让美国的学生们能达到更高的标准,“财神爷”们挥舞着钱袋子,提出了一项又一项具体要求和具体措施:

  当早恋成了孩子们眼中一道越来越常见的“风景线”,当孩子朝夕相处的好朋友,或者一向仰视着的尖子、“班花”、“帅哥”们居然也参加到早恋的行列中去了,对孩子心理上的冲击和诱惑,是相当可怕的。不是有句话,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吗?这时,如果又冒出来一个还不让人讨厌的异性同学,又是递条子,又是送卡,上面抄着让孩子们怦然心动的一串串酸诗酸句,再配上倾慕的眼神、讨好的微笑和无穷多的小殷勤…
孩子就此迅速缴械投降,那也是不奇怪的。

  安迪夫妇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城,这座城市名的英文意思是“凤凰城”,它是与成都结成对子的友好城市,安迪夫妇自己也确实是“友好大使”式的人。他们不仅英语课上得十分生动有趣,在学生中也很有人缘。因此,他们对全校表现较突出的学生也都很熟。拉瑞在给安迪夫妇的委托信中写道:

  首先是进行高级别的统考。美国的大部分学校除了在学生升大学时,要参加
ETS等考试机构举办的
SAT等标准稍高的全国统一考试以外,其他各年级的考试都缺乏统一标准,有时不免失之于宽松,误人子弟。这次教改会议认为,各州应当通过州一级的考试来确定学生和学校是否达到标准,而不能只由各校自定标准,造成良莠不齐。按我们的习惯来表述,美国人是打算以省一级的统考为标准,来推动学生曾遍达标。

  如果孩子已经陷入了早恋,劝他们回头就难了。容易奏效的办法,显然是“提前输入”。既然如此,我们决定开始给婷儿打“早恋预防针”。

  “在选择候选人的时候,一定要看他的德和才,而不要看他的父母是否是成都的头面人物。最为重要的是,学生的英语一定要好,能否适应华盛顿的生活也很重要。如果学生成绩排名第一,英语能力强,性格也很好,那最为理想、….有无特长(如音乐、表演、体育等)也应该在考虑之列。”

  其次是对学校的主体—一教师,加大“物质刺激”的力度。为了提高教师素质,他们主张建立“工资竞争机制”,对优秀教师给予额外的报酬。

  早恋预防针之一:影视文艺作品,是生活的“哈哈镜”,只能作消遣,不能当成人生的教科书。

  同时,拉瑞还把“师姐’吕雪梅提出来作为样板: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达到所需的成绩水准,他们主张采取以下行动:要求在中学以前教授代数和几何;确保学生学习过州级测试要求的科目;

  作为文学和艺术类杂志的编辑,我们有一个多数人没有的便利条件—-我们非常了解各种明星和艺术作品的“生产过程”。

  “该校有一位被北大法律系录取的女生,目前和我有联系、她就是我想要的访问华盛顿的那类学生。”至于最后的面试和拍板,拉瑞要亲自来做。

  还有一条是给差生“开小灶”,对需要特别帮助的孩子提供业余辅导,帮他们学习达标。如果教师不足,就动员志愿人员来帮忙,还要拿出钱来,为志愿辅导教师提供交通便利。

  我们开始有计划地告诉婷儿,音乐影视作品和言情小说,对很多唱片公司影视公司和出版商来说,只是被看作生意而已。于是,公司包装明星,宣传明星,炒作明星,使明星们都能拥有大量的“歌迷”、“影迷”。他们的钱包,就是公司老板的财源。这些文艺商品有时引起的负面影响是相当大的。比如一群日本女影迷组织了一个“成龙不嫁团”,甚至还有女影迷为成龙而自杀的….每当追星族发生了不幸的事件,明星们不仅毫发无损,还会引起新的轰动,好为公司赚到更多的利润。

  接到拉瑞的请求后,安迪夫妇跟校领导们一样感到欣喜。他俩立刻根据自己长期接触留下的印象,协助我校老师拟定了一份包括5名学生的名单,并在两天之后就寄给了拉瑞。很幸运,在一无所知的状态下,我被选进了这个名单。

  实行“分数与经济效益挂钩”,也是一条重要的措施。为了加强“成绩责任制”(就是根据学生考试的分数,来决定学校基金分配数额及教师工资高低)的效果,财神爷们还主张对成绩突出的学校给予经济或其他奖励。

  此外,婷儿从小就见过许多名人,包括各式各样的“星”,这也有助于她更理性地看待“星”们的魅力。

  在拉瑞再次访问成都之前,安迪夫妇就回美国去了。此后,直到今天,他们始终都没有跟拉瑞再见过一次面。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由于安迪夫妇的迁居变动,我后来跟他们也失去了联系,更使我至今仍然深感遗憾。

  那些成绩差的学校,教职工们面临的不光是经济损失,甚至可能丢掉饭碗、如果成绩不能达标,对那些差生人数“超标”的学校就会采取“介入教学”,让忍无可忍的学生父母们出面干涉学校的教学。再不行,就干脆把学校关掉,让那些屡屡误人子弟的老师和学校官员们尝尝失业的滋味。

  在大量的事实铺垫了,婷儿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一一对流行歌曲,“可喜欢而不可入迷”,对歌中的寓意,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能糊里糊涂被牵着鼻子走。对言情小说,婷儿一开始就不感兴趣,对那些编造的风花雪月、缠绵悱恻,婷儿总是抱着一种嘲笑的态度。因为她从小就听惯了我们对言情小说的剖析。这也说明了耳儒目染、潜移默化的作用。

  6月底,拉瑞的回信到了,他准备在7月初到成都,对5名候选人进行面试。爸爸告诉我:“凡事预则立”

  美国的教育改革计划,使我不禁思索起中国教改的一些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帮婷儿总结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用红笔抄出,贴在墙上:“影视文艺作品,是生活的‘哈哈镜’,只能作消遣,不能当成人生的教科书。”这一条总结,对早恋的外在因素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把大量不够好的影、视、书、刊、歌的不良影响挡在了门外,滤除了很多有害的误导。

  和我一起参加面谈的四位同学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不知道有几个去美国的名额,但仅凭需要面谈这一点,就可以确定,并不是五个人都能去。很明显,面谈就意味着存在竞争。我想她们的心情大概也是既紧张,又兴奋吧?

  我们当前的教育改革,是应该“跟踪”国外某些现存的(同时也许是不完善的)教育模式,还是应该博采各国之长而避其短,跨越式地建立起先进适用的中国教育模式?

  早恋预防针之二:恋爱游戏陷进去容易,可要想拔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她们都是本年级表现突出的同学。我经常在她们身上发现很多值得学的东西。比如说:王兰,她不仅英语口语非常好,其他各门功课也都学得特别轻松,每次都像是在漫不经心之中,她就冲刺到了别人前面,而且很有亲和力;樊甜甜,初中和我同桌,她学习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初中六个学期她一人独揽三次第一,她的记忆力也好得让我吃惊,而且还有“书法二段”的特长;李海蓓,从初中起就一直名列前茅。看过很多文学书籍,颇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味道;梁晶,除了英语和其他功课都相当出众之外,她还有一出“拿手好戏”——弹得一手好钢琴。凭我的耳朵听起来,觉得那就是专业水平。她在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相当高的“段位”一一钢琴10级。

  分数,是衡量掌握了多少知识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学生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需要革除的应该是光讲分数不重其他素质的倾向,还是分数本身?我们究竟应该把分数当成多重的珐码,才能使教育的天平保持平衡?

  一个周末,婷儿从学校回来,小嘴巴“哇啦哇啦”,又讲开了学校的轶闻趣事。

  我面对的,个个都是强手,这使我觉得像是在参加一场激烈体育比赛,而且只知道想要赢得比赛,却根本不知道比赛的内容是什么。不过,我一向都不肯轻易低头服输,最喜欢在公平竞争中竭尽全力去拼,输了也甘心。我决定第二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是不被选中,也别让“老外”觉得我们学校的学生不行。

  竞争,是调动学校、老师和学生前进的一根重要杠杆。我们需要防止的,究竟是过度的不良竞争,还是竞争本身?我们应该在中小学的校园里设置哪些必要的竞争,才能使我们的校园里充满活力,张驰有度,却不会为那些微不足道的锱铢之利而疲于奔命?

  “你们知道吗?现在我们班有人提出来一个口号:早恋是有害的,所以呢,当然就不应该去做啦。但是可以做点恋爱的游戏,双方都不当真、这样既可以避免早恋的害处,又可以享受到恋爱的乐趣。你们说好不好笑?”

  回家之后,我把情况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都说这是个好机会,并很关心明天我打算谈些什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没有好好想过,几天紧张的军训,我经常困得迷迷糊糊地只想睡觉。我打着哈欠说:殷校长提醒我们最好做点准备。妈妈好奇地追问,那你准备了些什么呢?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问题不少,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也有自身某些长处。我们的中小学校园里需要怎样的制度和措施,才能保证中国教育原有的长处得以保持,原有的不足确实能够克服,而不致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泼了出去?各地那些培养了众多优秀学生的著名重点中小学,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雄风依旧,培养出功底依然扎实,素质优异的英才,使他们足以与伊顿公学和哈罗德公学这类世界名牌学校的学生比个高低?同时广大普通中小学也能培养出无数德、智、体真正均衡发展的、充满生机的未来中国公民

  爸爸妈妈都没有笑,心里多少有点发紧—-等了这么久,早恋这只“九头怪鲁”,是不是真地露头了?而且看来,这番歪理对婷儿并非没有吸引力。

  “有人说可以看看美国的历史呀,几大山几大湖呀….”

  兰登:奖励的“万花筒”

  那天,我们跟婷儿做了些分析:

  “什么?”妈妈忍不住喷笑,“一个美国人,万里迢迢跑到成都来面谈,就是为了听你告诉他美国有几大山几大湖吗?依我看,那怕是出于好奇心,他也更想听你对美国的看法吧?”爸爸也持同样的看法。

  在兰登学校的校刊《兰登新闻》上,我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学生委员会主席丹尼尔·斯蒂芬斯获得了一年一度的校级《杰出成就奖》,这是由校长布莱德利先生亲自决定的…

  —-你们这位“游戏理论家”恐怕不知道,这种游戏陷进去容易,可要想拔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或者是你不想玩了,让对方心生怨恨,轻者纠缠不休,重者杀人毁容,这样的案例报刊上时有所闻,谁能保证自己的游戏,不会以这种悲惨的方式告终呢?或者是你还想继续,别人却不想玩了,失恋的滋味儿也是很痛苦的。你曾在上学的路上看到过几个蓬头垢面又扎花带朵的“花疯子”,那都是因为恋爱游戏的对方考上了大学,自己考不上,结果失恋而疯的。

  妈妈总是这样,虽然她并没有接触过美国人,却能从人的共性入手抓住问题的实质,打中我的要害。我明白了,我不管怎么人困马乏,都应该认真准备一下再去睡觉。

  丹尼尔是全校上下公认的好学生,他品学兼优,有着出众的组织才能和多种其他才能,在兰登学校的学生中很有威望。这使我对兰登学校设的各种奖有了兴趣。我兴致勃勃地查阅了学生自办的校刊《兰登新闻》,看到了一串得奖名单:

  婷儿没想到游戏的后面,还有这么多麻烦的后果,于是判定:“恋爱游戏”不是好玩的。

  我洗了个冷水脸,振作起精神,请爸爸坐在我的身边,问他有什么高见。我知道,爸爸对好多国家的人都很有研究,常常说出一些令人叫绝的创见。

  莫迪维与亨特,获得了哈佛大学与达特茅斯学院荣誉少年奖状。这是一项与学生综合素质有关的很有份量的奖,达特茅斯学院是与哈佛相接近的美国“长春藤”大学。

  早恋预防针之三:既不要因为同学们乱起哄而弄假成真,也不要让别人因为错觉而抱幻想。

  果然,爸爸一张口就吸引了我和妈妈的注意力。他用惯有的沉德语调说:“我想,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远。你还记得吗,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曾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不仅援助武器、弹药、药品,还有好多美国飞行员直接来华参战打日本呢。当时,成都的新津机场,就驻有美国飞行员。为了打击日本鬼子的气焰,美国飞机从成都起飞,把炸弹扔到了日本本土….”

  查普曼获得了《增进协调者奖》,这是一项表彰协调人际关系能力的奖,兰登校方认为,能使大家协调一致地工作,是有领导才能的表现,这样的孩子,说不定将来能做大事。

  但是仍然有迹象显示,婷儿对这类事情的注意力有增无减。每次从学校回来,她的话题中,这类轶闻占的比例仍然不小。

  “是啊,”我一下被点醒了,情不自禁地接过爸爸的话,一口气把平时积累的的知识都抖了出来。“当日本鬼子截断了中国的滇缅公路这条国际交通线后,美国将军陈纳德的飞虎队’又承担了从云南直飞印度的任务,为中国建立了又一条获得国际援助的新交通线。在这条充满艰险的航线上,恶劣的气候加上日本战斗机的疯狂袭击,使美国飞机损失惨重。据说有相当长的一段航程甚至不需要导航设备,只要着沿途高山峡谷中,美国飞机残骸的铝板反射的阳光,就能找到正确的航向。中国军民为了救援失事美国飞机的飞行员,也曾有过许多感人的故事…..”

  克莉斯·莱恩获得了《公民奖》,这是一项表彰社会责任心的奖,与学习成绩也无关。

  不久,我们又听到了一些更具体的情况、班主任李老师告诉我们,婷儿在班上跟一个男生接近得有点多。这名男生在学校的女生中还小有名气。而且,对他和婷儿的接近,班上也有了一些起哄式的风言风语。

  就这样,我利用睡前的时间,跟父母一起详尽地讨论了可谈的话题:

  亚当·马尔克斯获得了《活动奖》,这是一项表彰课外活动成绩的奖。

  李老师说的情况,马上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我们分析的结果,认为婷儿肯定还不会到真正早恋的地步,这还只是男女生之间的一种好感,觉得在一起谈话新鲜有趣而已。此外,那位男生在女生里的“名气”也引起了婷儿的好奇心。

  ——中美两国有不少值得回忆的史实。

  查普曼和弗拉休两人,还共同获得了《道德规范奖》。这是一项与学习成绩无关,只与道德表现有关的奖。哪怕你什么本事都没有,能当个好人,也值得鼓励。

  我们决定趁种子还没发芽,就把它消除掉。有一句古代格言,叫做“两叶不去,将用斧柯”,意思是说,解决问题在萌芽阶段要容易得多。于是,就由妈妈出面,在那个周末跟婷儿做了长谈、跟女孩谈这些事,妈妈更为方便。

  ——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就存在着友谊,将来更需要友谊。

  后来,我在兰登获得校级奖励的名单上,还看到过下列各种奖项:

  妈妈单刀直入,跟婷儿提出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反映。妈妈首先肯定,这在现阶段还不算什么问题。但是,在少男少女中,有些早恋,就是因为同学们乱起哄,促成当事人弄假成真的,初中生因此而陷入早恋的不少。你要懂得这个常识,不仅自己不要弄假成真,还要避免给别人造成错觉,以免让别人心存幻想。

  ——美国人搞现代化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国正需要行之有效的经验。

  《兰登学校父亲俱乐部公民奖》,是一项鼓励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奖项。

  由于以前打过不少预防针,妈妈的态度又很客观,婷儿也心悦诚服。父母建议用“矫枉过正”的办法迅速解决问题。婷儿表示赞同。她立即开始疏远那位男生,两人之间曾经有过的嘻嘻哈哈的气氛不复存在了。同时,她还举一反三,在跟其他男生打交道时,也更注意分寸,学会了保持“等距离交往”。

  这一下,我真正理清了自己的思路,知道该跟这位友好的美国律师谈些什么了。

  《威廉·哈里森三重奖》,是一项奖励学生综合素质的奖。

  早恋预防针之四:早恋必然会影响人生奋斗目标。

  想好之后,我就抛开一切,美美地睡了一觉。不过第二天,我仍然起了个大早。爸爸早就让我吃透了这句古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还要花点时间,用英语思考一下昨晚讨论的内容。我希望面谈的时候,我的英语说得尽可能完美,可别给中国人丢脸!面谈:初见拉瑞

  《哈夫·里德伯格毕业生学术成就奖》,这是为了奖励学习成绩而设的奖,这样的奖项在兰登学校只占少数。

  早在婷儿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有意在她面前评论报刊影视上的早恋现象,让她很早就留下“早恋不好”的印象。上中学之后,我们便正面给婷儿灌输早恋可能产生的种种恶果:

  第二天到校,一切都比我想象的平静多了、我甚至都感受不到一丝紧张气氛。那天,我第一次见到拉瑞,不过当时我对他的称呼,还是礼貌中带着生疏感的“Mr.Simms”(席慕思先生)。我知道他是一位美国律师,可我首先对他的美国口音更有兴趣,他是来自美国首都华盛顿,那儿的人说的是美国东部标准口音。几位老师也说:“这个美国律师,讲起话来简直跟VOA
(美国之音)的播音员一样”,在外语学校,对英语口音的品评,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爱好,老师学生都这样。

  《达特茅斯读书俱乐部奖》,这是专为鼓励学生多读好书而设的奖。

  其一,早恋必然会影响人生奋斗目标。事实上,确有一些中学生被幼稚的感情所扰,错过了本来属于自己的机会,等到高考落榜,感情受伤,才看清自己损失有多大。

  除此之外,我的注意力就都放在我们的谈话上了。

  《哈佛大学普利策读书奖》,“普利策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励,兰登学校设立这项奖,也是为鼓励学生们多读好书。

  第二,早恋就像隔着口袋买蛋孵鸟,无法预测孵出来的是什么。这是因为中学生尚在非常不确定的人生阶段。他们的性格特征、道德面貌、社会生存能力、未来职业,全都难以预测。你以为孵的是天鹅蛋,结果拿出来一看,孵的却是蛇蛋、鳄鱼蛋、乌鸦蛋。那时候,你怎么办?

  拉瑞非常善于引导谈话,也许这就是律师的职业特征,让我觉得跟他交谈既轻松又随意。我们一会儿谈校园的生活,紧张的学习,还有校园里各种有趣的小插曲。一会儿谈二战期间著名的“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和那条飞越喜马拉雅山直达印度的艰险航线….谈完这些,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美国是一个重视法治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正在逐步完善法制的国家,不知道这位美国律师对中国的法制有什么高见。于是我就问了他:“Mr.Simms,作为律师,你是如何看待法律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的?”

  《威廉·利姆斯中学运动奖》,设立它,是为了鼓励学生发展体育才能。

  第三,早恋极少有好结果。因为凡是以盲目迷恋开始的事物,必然是越清醒,就越看得清它的无价值之处,但就越会离它而去。再加上早恋妨碍了双方的学业,损害了双方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将来就算不分手,也难免因为生活窘困而陷入“百事哀”的境地。一个愁云密布的家庭,还能谈得上什么幸福吗?

  拉瑞顿了一下,似乎感到有点意外,但是一谈到他的本行,他显得兴趣更浓了。在后来时间里,他对中国的法律也确实有不少精彩的看法。他认为健全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威廉姆斯·维斯低年级运动精神奖》。低年级的孩子们参加体育活动,跑不快,跳不高,有的学生还胆子特小。为了鼓励他们在运动场上放开胆子,重在参与,特地设立了这样的奖。

  第四,早恋还可能包藏杀机。不信吗?东北就发生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位高三男生,成绩不太好。另一位成绩拔尖的女生,完全是出于好意,主动帮他辅导功课、没想到,这位男生却误以为女孩对他有爱意,陷入了单恋之中。女孩发现后,开始有意疏远这个男生。陷入单恋不能自拔的男生,认为是女孩变心爱上了另一个成绩优秀的男生。他决定以死来报复两个“仇人”。于是,在谁都没有想到的情况下,血淋淋的悲剧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发生了。那位“失恋”的男生拔出刀来,狠狠刺向两个毫不知情的好学生,当场杀死了那位
无辜的男生,好心的女生也被杀成了重伤。有些不理智的迷恋之情,就是这样包含着偏执、狭隘甚至凶残的。这也是一个可怕的规律。

  将近半小时的面谈,一转眼就过去了。我也没法判断我倒底留给拉瑞什么印象。从谈话时间的长短来看,情况似乎并不令人乐观——拉瑞跟我谈话的时间大约是半小时,但是跟其他两个同学谈的时间,却分别是40分钟和将近一小时。还有两个同学,一个谈了半小时,另一个谈了大约20分钟。

  以上这些,通通是学校一级的奖励,获奖者大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6%以上。如果算上在班级和年级得奖的人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一定非常大。

  除了系统地跟婷儿谈话,平时我们还搜集了不少事例来加深婷儿的印象。事实证明,“提前输入”的对策十分有效。在整个中学阶段,婷儿都没有真正陷入过早恋的泥潭。这使她身心得以健康成长,人生的目标没有受到损害。如果早恋已经发生,父母和子女之间,就很容易出现激烈的对抗,事情就远没有那么轻松了。

  后来,拉瑞告诉我,他那天面谈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我很特别,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在我接受面谈的那天,不论是在面谈过程中,还是在面谈结束后,他都没有对他的这个印象透露出半个字来。大概,这就是当律师的人稳重办事的习惯吧?

  我很快就发现,兰登学校,当然还有圣安德鲁学校设立的各种奖项,跟我国中小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多元化的丰富色彩和大比例的覆盖面。而直接指向学业成就的奖项,占的比例却相当小。据说美国的绝大多数学校,也是这样。

  女孩漂亮,就有几分险

  这次面谈对我来说,只像在平静的池塘里丢进了一棵小石子。当那些荡漾的波纹从水面消失之后,我的生活很快就变得像以前一样了。

  这样奖,那样奖,只要是能推动学生们努力向上的奖,校方都在变着花样地推出来。看来在兰登,不论你在哪方面有点小本事,又愿意比别人多努一把力,就总能找到得奖的机会,只要是有价值的才能和行为,总能受到赞赏和激励、在这样的环境里,有失败体验的孩子,一定少得多,相当多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很棒。怪不得美国学生做起事来,一个个总是显得那样自信。

  婷儿长得漂亮,这一点,从小就已经很明显了。

  面谈的第二天,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回青城山,白天在教官的口令声中接受训练,晚上大家凑在一起讲笑话。那段时间过得非常快乐,我很快就淡忘了跟美国人面谈这回事。

  哪怕你什么本事都没有,也没关系,兰登学校获奖人数最多的一种奖,是《加里·马奎尔道德规范奖》,它的得主往往能在每年的校级奖励获奖者名单里占上一半。即使上帝没给你任何才能,认认真真当个有道德的好人,也一样会赢得赞誉。

  不少人认为,美丽是女性的财富。

  “好兆头”与“凌云志”

  看来,兰登学校(和美国很多学校)的奖励方法,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呢。

  也许这句话有一部分是对的。不过,多年的阅历告诉我们,很多情况下,事实并非如此。对一部分女孩而言,她们的美丽反倒有可能意味着坎坷与不幸。而且在币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概率就变得更大了。

  8月下旬,我升上了高二,紧张的住校生活像上紧发条的钟表一样,又“滴答,滴答”地运转起来。

  我品味着设立这项奖的用意,不禁拍手叫好。

  通常,形象出众的女孩中,就很少有真正的才女。因为美丽带来的过多宠爱,往往使她们容易变得既骄且惰。这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她们成才的可能性。

  10月的一天,和蔼可亲的殷敬汤校长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闲聊了几句之后,他仿佛不在意地问了我一句:

  对比起来,我国中小学的奖励体系,对学生素质的激励作用,过于狭窄地集中于分数方面,而对其他素质的激励却重视得太少了。

  没有真才实学,又必然带来另一个危险的副产品一一不得不依附于他人。

  “如果有机会到美国去,你还会回来吗?”

  一个中国的好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只知道努力学习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是三好学生。

  美丽还是一种寿命不长的“有限资源”,一旦它像残花一样枯萎了,像秋叶一样飘落了,又去靠什么?

  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回来,我肯定会回来!”我心里的潜台词是:不回来,我到哪儿去读北大?

  “三好学生”虽说有三项衡量标准,可是由于身体好和思想好都缺少“硬指标”来衡量,实际上最主要的衡量指标,就是学习成绩。一般情况下,只要分数高,别的方面还过得去,就能当上三好学生。所以,三好学生的荣誉评价系统,发挥着以各门功课的分数高低为中心的导向作用。

  美丽还可能带来其他意外的灾祸。这样的例子,几乎每天都在以悲剧形式上演着。

  后来,当我对出国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以后,才知道,殷校长的慎重确实一点儿也不多余、就在我访问美国的第二年年初,1999年春,中国东部地区有30多名中学生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一个“英语冬令营”。在签证面谈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信誓旦旦,保证一个月的英语学习结束后,一定会按时回国。但是,就在他们结束在美国的英语学习,该上飞机回国的时候,一辆事先安排好的大客车出现了,接走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把他们藏了起来。这一次集体滞留美国不归来的事件,经过美国和其他国家媒体广泛报道,产生了很不好的结果,整个华东地区,甚至中国的其他地区,有很多中国中学生的交流活动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都因此而蒙受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其他经常使用的荣誉评价手段,不是在加强“分数就是素质”的倾向(例如各科目的竞赛获奖),就是难以与三好学生系列奖项相抗衡(例如道德品质、美术、音乐、体育等方面的较好表现,就难以获得真正有份量的奖项)。这种奖励体系单一化的倾向,实际上限制了多数学生其他素质的全面发展。这就相当于让猫和狗都以捉耗子的数量来论成绩,只照顾了大花猫的成就,却埋没了小黄狗的才能。

  所以,我们从婷儿很小的时候起,就在用三个办法不断淡化她对自己容貌的重视。

  值得自豪的是,我们学校至今已经有三批师生访问美国,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个机会滞留美国。这使我们学校与华盛顿的美国师生的交流活动,始终没有受到影响。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的中小学校不妨也打破常规试一试。从校级到班级,设上一连串的奖项。想方设法让那些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孩子们,也能从老师或校长手中屡次接过那郑重颁发的大红奖状。让全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孩子,都体验过成功的喜悦与荣耀。这样的孩子们,今后的人生之路一定会走得更自信,更有光彩。

  一是由我这个做爸爸的适时夸奖婷儿漂亮,让她习惯于来自异性的称赞,日后听到别有用心的赞美,感觉会麻木得多,不至于听几句甜言蜜语就分不清东南西北。

  当时,殷校长还问我,在美国有没有亲戚,是什么样的关系,在美国干什么等等。在谈话要结束的时候,他微笑着加了一句:

  法语课与《欧洲之旅》

  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漂亮并不能为你的奋斗目标加分,你必须始终把注意力放到提高自身素质上去。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会做一些出国访问的准备工作。”

  兰登学校上外语课,最大的特色,是把学外语与了解外国文化紧紧“捆”在一起。

  三是让婷儿服装尽量简朴,发式尽量简单,从不花枝招展,避免以外形引人瞩目,增加不安全因素。

  我不知道,殷校长有没有对其他参加面谈的四位同学谈过同样的话,但是,从他说的话,问到的情况,对我提的建议,都给了我新的信息——作为访美的人选。我还没有被淘汰出局。

  兰登学校共开了三门外语:法语、西班牙语、汉语。不管那一门外语,都必定有一段时间专门讲授有关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法语和西班牙语是两门主要的外语,介绍文化的内容之多,当然不用说。汉语,在兰登是开设不久的外语,即使如此,同样也穿插了许多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和当前情况的介绍。而且每年都有一批对中国有兴趣、选修了汉语的兰登学生,不远万里飞到中国,参观、访问、交朋友,身临其境地体味中国文化。接待他们的,就是我的母校——成都外国语学校。

  这一战略一直实施得很成功。

  周末回到家里,我把这个“好兆头”苦诉了爸爸妈妈。爸爸露出了微笑,说:“看来,你大有希望。”他对我的努力结果总是十分关注,不是在乎成败本身,而是希望能从中取得经验教训,让我把下一次的事办得更好。

  然而最典型的,还是为法语课专门安排的“兰登欧洲之旅”。

  不过,随着婷儿一天天长大,光靠“淡化”的方法,已经渐渐不够了。尤其在住校后,随着年级的升高,以及她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各种学科竞赛的得奖红榜上,婷儿的“知名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婷儿演过《苍天在上》以后,不少低年级女生公开宣称“刘亦婷是我的偶像”,还有好几双高、初中男生的眼睛在热切地追逐着她。亲友见面,免不了有人夸奖:“婷儿越长越漂亮了!”同学新年送贺卡时,也有人不无欣赏地称她为“你这个大美人”。到了初中后期,婷儿甚至得了个美称—-“美人鱼姐姐”。

  妈妈则带我到她的同事郭彦阿姨家去“提前取经”。郭阿姨的丈夫易丹叔叔曾两次作为四川大学的交流学者在美国访问学习。他们一个是好教授,一个是好编辑,而且是感情很好的作家夫妇。妈妈经常把他们作为优秀、幸福而成功的榜样来激励我,我从小就很喜欢他们。

  每一年,兰登学校学法语的高年级学生,都有机会到法国去作一次为期一个半月的异国之旅。旅游的目的,一是到地道的法国语言环境中,进一步提高法语水平;二是实地感受浓郁的法国文化气息。

  这样下去,久而久之,有可能生出“骄、惰”之气。一旦劣根生成,想拔除就难了。聪明的办法还是未雨绸缪,提前输入。

  易丹叔叔向我介绍了在美国短期访问的注意事项后,关心地问起了我的兴趣和志向。我说:“虽然我对英语很感兴趣,但我只是把它作为一样工具来学的,其它的现在我也不是很明确,只是好像对经济比较感兴趣。”易丹叔叔说:“如果你对经济感兴趣,将来可以读MBA(工商管理硕士)
现在国内外有很多大学可以读MBA,但培养MBA水平最高的地方,还是要数美国的哈佛大学商学院…..”

  兰登学校在制定这个欧洲之旅计划的时候,特别使用了一个词Immersion—-沉浸。这个词十分形象地说明了,美国学生到了法国,就应该像海绵一样,浸泡、淹没在法语和法国文化中,尽可能多地吸收原汁原味的法国文化。

  如果说以前我们实行的“淡化”政策,还带有几分回避色彩的话,那么现在就需要有一把外科医生的手术刀,把与漂亮有关的癌瘤一个个解剖开,血淋淋地展示那些致命的病灶,使婷儿能终生引以为戒。

  妈妈听得连连摇头说:“只怕婷儿还没有这个本事哟!我们计划的是在国内读一个名牌大学,然后再考国家公派留学生。”易丹叔叔认为我的现状和前景都很好,他提出了一个保险系数较高的建议(这也是很多人的成功之途):在国内读大学,然后先考美国二流大学的研究生,去了再转考一流大学的研究生。

  学生们一到法国,就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法语水平,就被编到几个程度不同的班里。法语学得不够好的,由美国老师教,便于随时辅导。基础好的,就由法国老师上课,便于深入掌握。

  于是,我根据自己的多年所见,分析了那些薄命的“红颜”们是怎样不知不觉地产生劣根,养成恶习,最后一步步毁掉了自己。并把我所总结的“红颜薄命”的内在原因,写进贴在穿衣镜旁的“格言栏”里–一这是我针对逆反期特点设计的“间接交谈法”,我让婷儿每周回家时,静静地看一遍,独自想几分钟。用这种方法对婷儿进行精神灌输:

  “就考哈佛商学院!” 郭阿姨也给在我打气。

  兰登的学生们在法国期间,一部分时间是法国学校的课堂度过的,学习内容很广泛。法国老师会如数家珍地向美国孩子介绍法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艺术、法国音乐,甚至驰名世界的法国葡萄酒。生动的讲解。不时结合法国语言语法和词汇学习。让美国学生受益匪浅。

  “红颜”多薄命,主要怪自己。

  在回家的路上,我回味着刚才的谈话,心里很不平静,终于忍不住对妈妈说:“你不是总嫌我没有‘凌云志’吗?现在我有了,不管这次能不能去访美,以后我一定要到哈佛商学院去读MBA!”

  下课以后,学生们还是在“上”法语课,因为身处法国,法语“课”就无处不在。

  因为从小受宠,使之任性,并惯于少劳多获。

  妈妈似乎有点儿吃惊,更多的却是喜悦。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才说:“好哇,既然你定下了超常的目标,就请拿出超常的干劲儿来吧!”

  兰登学校为每个美国学生,都联系了一个法国家庭。美国孩子就像法国家庭的正式成员一样,自然而然的跟法国人生活在一起:一起聊天、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逛公园、参观博物馆…

  实力不足,使之贪“捷径”,慕虚荣,抱“大树”。

  我成了那个“幸运的家伙”

  所有这些法国家庭,都是自愿参加美-法学生交流计划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这些家庭的大部分成员都必须会说英语。不过,不到不得已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开口说英语,宁肯让美国学生结结巴巴,比比划划地说法语。

  少实干,缺磨练,短见识,使之不能识人察事。

  11月底的一天,殷校长把我喊到了办公室。他交给我一封从美国寄来的航空信。信封上,几行红色的繁体字跳进我的眼帘:

  法国家庭的成员们,大都会非常积极地参加这项交流计划的活动。家里来个美国人,既能给生活增添不少情趣,又能让法国孩子们了解另一种文化,开阔一下眼界呢。每天,美国学生一回“家”,法国家庭的大人小孩就会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不用说,全是用法语:

  鬼蜮迭至,伎俩百变,使之穷于应对。

  席慕思总裁,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换….

  “杰克,今天又学了些什么?”“杰克,你想去卢浮宫吗?你可以看到好多有名的法国油画,还有罗丹的雕像。”“杰克,今天妈妈买了蜗牛,这是一道最好吃的法国莱…
”广泛而有趣的话题,不光能提高法语水平,还能了解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法国人。

  偏执任性,使之拒绝逆耳忠言。

  我的心激动得“突突”地跳了起来——我已经猜出来了,这大概就是出国访问的邀请信吧?

  外出上街,也是计划内的重要的一“课”。法国的HostParents
(东道主父母),会想方设法,把美国学生推到第一线。到咖啡馆点咖啡,到餐馆点法国菜,买单,给侍者小费,都是美国学生的联系机会、这可能一点也不轻松。咖啡馆里的咖啡名目繁多,每一种咖啡都要附加若干个动词或形容词才说得清。——“我要一杯黑咖啡,不放糖,但要加奶…

  爱幻想,使之只见鱼饵香,不见鱼钩险。

  真不敢相信,我真的成了那个幸运的Guy(家伙)!

  法国菜肴,作为西餐首屈一指的代表,更是花样百出,稍微像样一点的餐馆,菜式动不动数以百计,真是难为了美国学生。

  意志薄弱,使之难抵诱惑,遇攻便投降,一败就涂地。

  那天面谈之后,席慕思先生是这样对我们说的:“都很出色,我一时实在难以决定。决定之后,我会寄来邀请函的。”

  每次进一次餐馆,就像参加了一场法国语言考试,不过却很有趣。这大概可以看作日常生活中的法语“小测验”。

  治疗“红颜病”的药方:

  几个月过去了,当我已经开始遗忘这件事的时候,幸运之神却飘然而至,降落在了我的头上。不仅如此,当初拉瑞原计划给我校一个访美名额,现在却增加到两个名额,高三的欧鹏得到了这个增加的名额,成了另一个幸运者。

  有的法国家长还把美国学生带到著名的菲彻斯考帕游乐园——这是法国最著名的游乐园,相当于美国的迪斯尼。但却不是为了玩耍游乐,而是要让美国学生经受更大的考验—一他们要求美国孩子去当一整天的导游,必须百分之百用法语:

  使自身具备足够实力,

  ——访美回来之后,我才知道了从五名候选人里最终选中我的经过:

  “托尼,瞧,那位先生是从外地来的,他还没有来过菲彻斯考帕,给他介绍一下好吗?”于是,美国来的托尼就不得不搜肠刮肚,用不熟练的法语向法国人介绍法国的游乐园。这样的导游工作,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一天下来,法语进步可不算小。这大概可以算作参加法语“大考”吧。

  消除“红颜”弱点。

  通过那天的面谈,拉瑞对我们五个人的整体水平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感到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此前,他或多或少把以出产大熊猫闻名的四川省,想象成一个闭塞落后的穷乡僻壤。这次面谈,彻底消除了他的这种成见。通过我们五个人,他不仅了解了我们学校学生所具有的实力,也看清了成都外国语学校领导们的诚恳和公正。出于一丝不苟的办事习惯,拉瑞根据面谈的印象把我们几个人排了个先后顺序。我被排在第一,李海蓓被排在第二。

  还有的美国学生在法国的大街上忘了路,哪怕法国的家长就在身边,问路也是你自己的事。问完了路,还要为大家引路,左弯左拐,直到找到自己的家门口。

  深入了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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